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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重塑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对未来的愿景

简介: 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重塑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对未来的愿景之上:通过与中国的全面交往,包括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以及促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推动中国的“自由化”与(西式),成为国际

2019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同时也是美国首次提出正式独立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一百二十周年。

2019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受邀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201教室举行题为“中美关系双甲子:回顾与反思”的学术讲座。

王立新教授首先梳理中美关系在一百二十年间的演变,其次是反思中美关系史的经验和教训,最后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租界,美国也视中国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1900年,面对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意图瓜分中国的舆论,美国提出照会,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这也被称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

这两次照会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美国首次正式宣布独立的对华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有三大目标:一是保持中国庞大的市场向美国开放,满足美国对海外市场的需要。

二是反对其他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特别是沙俄和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和占领,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这既是为了确保美国获得整个中国市场,同时也与美国民间对中国命运的普遍同情有关。

三是支持中国的“文明化”与现代化,以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改造中国。

美国传教士在华从事的宣教、教育和文化事业,退还庚款吸引中国青年赴美留学,杜威等知识精英在中国的学术和文化活动都反映了这一目标。

在中国方面,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目标都是利用美国的支持,包括资金、技术实现现代化,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御俄日等国对中国的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不难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国家目标有高度重合之处,这也是20世纪上半期中美友好合作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承认中国人民共和国,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二是阻止新中国加入联合国,防止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三是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孤立和。

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贸易往来和人员往来,美国还与盟友一起建立巴黎统筹会,对中国实行严格的技术禁运。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清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不承认南京国民与美国签订的条约,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向亚非拉地区输出革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是中美关系的第三阶段,这七年间中美两国进行了有限的安全合作,并逐渐走向关系正常化。

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差异巨大,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走到了一起,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现实主义指的是在冷战终结和苏联之前,美国主要是出于对付苏联的地缘需要而发展对华关系。

即使是在1989年,中国受到西方国家制裁时,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仍然派特使访问北京,向做出会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承诺。

老布什的主要考虑就是苏联形势和未来走向还不确定,美国仍然需要联合中国对付苏联。

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重塑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对未来的愿景之上:通过与中国的全面交往,包括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以及促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推动中国的“自由化”与(西式),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即美国主导的国际的支持者和美国的合作伙伴。

这一战略不是像尼克松现实主义战略那样从地缘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而是从如何“塑造”和“改变”中国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是一种自由主义战略。

而这一时期中国的对美战略十分明确,即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通过构建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有力的国际环境,并利用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崛起。

中国的这一战略无疑是成功的,从1992年开始,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并崛起为世界强国。

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即中国并没有变得更加“自由化”,也没有拥抱西方民主,反而与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渐行渐远,甚至已成为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挑战者与对手。

经过了一年的摸索,特朗普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自由主义战略和接触政策被放弃,美国开始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进入第五阶段,即战略竞争阶段。

中美展开战略竞争的最深刻背景是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化,即中国的迅速崛起与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

美国政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华认知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被视为竞争者和对手,而不是过去的合作者和伙伴。

目前两国的竞争主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开,并正在向意识形态、地缘领域蔓延。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获得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福祉。

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过程中,美国是给予中国支持最多的国家。

1972年尼克松访华,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因中美关系的变化而获得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彻底改变了60年代末中国外交孤立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局面,为改革开放了有利的安全环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在1984年实行了百万大裁军。

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这绝不是巧合,而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的开放实际上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目的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向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学习,学习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同时美国强大的消费能力也为中国商品了庞大的市场。

美国构建和维持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环境总体上也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1950-1972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同时这也是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个利缺乏保障、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的时期。

1950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在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背景下发生的,中美对抗和国内变化常常同时发生、互为表里。

这种特殊性表现两国关系充满强烈的感彩,同时中美关系牵涉到中国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选择。

中国人在看待美国时并没有简单地把美国视为遥远的可以与之发展贸易往来的普通国家,而是视之为特殊的国家。

自清末以来,美国就承载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希望和恐惧。

它是很多人心中民主和富庶的典范,向美国学习和借助美国的力量可以实现中国的富强。

在另一些人心中,美国则是威胁和敌人,是中国拒绝和排斥的反面典型,甚至是魔鬼。

而美国人在看待中国时也充满感彩,很多美国人也在把其国家理想寄托在中国身上——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古老中国进行成功的改造可以证明美国国家的伟大和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效力。

“改变中国”成为自1830年传教士来华一直到今天的很多美国人的梦想,而且屡败屡战,美虽不断陷入希望-失望的循环之中仍不放弃。

1949年革命的胜利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50年代初美国社会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大辩论就是这种波澜下发生的。

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惯常透过意识形态透镜来看到世界与中国,并有用自己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冲动,对与美国价值观对立的国家难以产生亲近感。

同时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价值观和制度差异导致两国很难建立起战略互信,美国担心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中国则怀疑美国有遏制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

虽然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到1979年之间,中美关系曾一度超越过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是由于当时两国有更危险的敌人即苏联的存在,紧迫的安全需要使两国能暂时忽视意识形态对立。

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目标究竟是维护美国的优势和领导地位,还是遏制中国发展、阻止中国崛起,甚或是中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讲座现场在王立新教授看来,中美战略竞争发生在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合作来应对,而且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远比当年美苏之间密切。

因此,即使中美转向战略对抗,两国的对抗强度和烈度可能也会低于美苏冷战(Cold War),借用哈佛大学教授诺亚·费德曼的说法,中美之间未来展开的更可能是一场“凉战”(Coo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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